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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4期

在近年来为国内“二次元”文化研究带来巨大启发的《动物化的后现代》中,东浩纪在最后的致辞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出版于2001年的该书中的内容已大多跟不上脚步,这是“亚文化难以避免的性质”。[1]193可见他本人对当时二次元文化的潜在变革已有所察觉。比如,在对世纪末最后一年二次元作品的举例中,东浩纪将Key社的电子小说游戏Air作为由“情色的表现移转到萌要素组合”的代表:“对于游戏所要求的不是以往重视故事的张力,也不是世界观或是寓意,而是能快速令他们感动的方程序。”[1]115然而在2005年,京都动画改编的TV版Air却成为新世纪的一部经典动漫。这一时期日本动漫神剧频出,如同属京都动画改编自Key社团游戏的Clannad和轻小说改编作品《凉宫春日的忧郁》,同人社团游戏改编作品《寒蝉鸣泣之时》等都出现于2005—2007年。与东浩纪在世纪末的观察不同,这些改编作品显然有意突破以往无涉世界观和寓意的“数据库社交”与“低共鸣”状态,意欲成为有所承载的作品。 这一符合东浩纪自省的新趋势无疑说明,基于“经济泡沫破裂创伤”之上的“御宅族”(Otaku)话语已无法概括今日的二次元,而以新海诚作品为代表的“世界系”(セカイ系)则代表了一种不尽相同的新话语。近年来,随着《你的名字。》的热映,以周志强和王钦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已经对“世界系”做了深入的内部阐释。但新海诚于2019年11月在国内上映的新作《天气之子》又似乎呈现了某种异变,完全逆反于以往“世界系”的观众期待,走向了青年抵抗及终末论。《天气之子》确实是一部不合格的“世界系”作品吗?而如果反之接受《天气之子》作为“世界系”作品的新阶段,那么这种异变无疑就应当被视为某种对于“世界系”的“完成”,而这就需要跳出以新海诚作品为唯一框定“世界系”的框架,重探在东浩纪心中日新月异的新世纪二次元文化中,与“世界系”平行发展而又相辅相成的作品中寄托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

二次元的“创世”冲动: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凉宫春日的忧郁》

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东浩纪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为例论述了“二次元”作品“宏大非叙事”的特征:作品只是一系列零散事件的散布,而不见一个完整的“大叙事”,这表现了御宅族从“故事消费”走向“数据库消费”的“动物化”进程。然而,虽然东浩纪指出,世纪末这一模式的晚期形态Air和Kanon呈现了一种程式化的空洞愉悦模式,但是他仍然在之后的章节指出,除了“御宅族”之外,共享同样消费模式却具有完全相反行为模式的另一群体也同样存在,即所谓的“街头系少女”。在20世纪90年代,数据库象征交换这种“意义化策略”已然无法满足最低限度的自我主体维持,御宅族群体形象伴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迅速转为崩溃甚至自毁式的负面形象,其中最重要的相关事件就是“奥姆真理教”事件,一种由“无法忍受的日常”所带来的终末论自毁。相反,处于同样的最低限度主体次元被突破的情况下,“街头系少女”则表现了“可以适应”的行为方式,甚至展现了浓烈的革命意识。东浩纪引用宫台真司《活在不会结束的日常中》里的话,指出这样的行动原则“也许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全面放弃包括要求的所有事物,决定性的,却是我们目前前进的道路”[2]。

虽然东浩纪没有将这一要点融入到对于二次元作品未来走向的预判中,但他仍准确地指出了数据库消费作为恋物癖的潜在双重性。实际上,虽然《新世纪福音战士》呈现为典型的“数据库消费”,但究其主题仍是关于“次元壁”被突破之后的两种态度。事实上,该作品无论在精神(“心之壁”)和身体层面的战斗(“AT力场”和“朗基努斯之枪”)模式中,都围绕着“壁—穿刺”的隐喻展开。而与一般的灾难性作品不同,其中的末世并非地球的物理毁灭,而是关于结束人类个体的“孤岛”状态,将所有人类融为一体。虽然决定继续去“适应”日常这一决断只作为结局给出,但也足以反映纵使在20世纪90年代如此萧条的社会状态下,日本社会仍有一丝要重铸世界的期望,而正是被保留在“数据库消费”中这最微薄的期望,在新世纪之后的作品中得以萌发。同属末世论题材,2000年至2001年连载,并于2002年被改拍的《最终兵器彼女》讲述了恋爱中的少女被改造成末世之战最强兵器,不得不与恋人分离的故事。在世界毁灭的一刻,少女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制造了一个与之前日常无异的精神世界,并将恋人的精神保留于其中。另一部著名的外星体入侵末世之作《苍穹之法芙娜》一度被指摘有复制《新世纪福音战士》之嫌,但这部作品完全扭转了矛盾隐喻:外星体抹杀人类的方式是出于一种“同化”的愿望,而人类则要尽量维持个体“不被同化”,即维持“值得忍受的日常”,作品后来的走向也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于外星体与人类之间的互相拟态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含有大量表现日常生活的内容,这与末世题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把“数据库”中的碎片还原为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是新世纪二次元作品最显著也最容易被轻视的趋势。东浩纪的论述中读者虽不再直面“大叙事”,但“数据库”仍然被作为“大叙事崩溃”的后效来理解。在这种视角下,新世纪以京都动画为代表的日常番剧屡出“神剧”似乎是很难被理解的。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接受甚至推动“大叙事”的崩溃,唯有当它不再成为“世界”本身之“大他者”这一根基时,亦即被创造性地扬弃时,它才不再是精神包袱。于是在“街头系少女”所谓“意义变为强度”的决断之后,由“适应”转为“创造”是其必然的走向。作为该类型的经典之作,2007年由京都动画改拍自Key社另一款游戏的Clannad(中译为《团子大家族》),保留了游戏中完成“任务”(实现他人的情感愿望)就能从女主病故的世界返回之前日常世界的设定,然而即使并非游戏玩家,作品本身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也不会因为这一刻意的设定而减弱。显然这类作品在通过创造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来引导读者做出选择,这就将“数据库消费”或者“恋物癖”转向了其积极面,突出了数据库往往被忽略“感性杂多”的特质:如果你爱的东西如此杂多,你只能通过选择甚至创造一个日常世界来承载它们。

在这股新世纪的“日常”风潮中,京都动画功不可没,并于2006年自轻小说改拍了一部可以被视为“核心二次元”的番剧:《凉宫春日的忧郁》。作品塑造了一个能够决定世界存在方式而又不自知的少女凉宫春日,她厌恶无聊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类,想法和行为都很奇绝。然而慢慢地有一些朋友似乎偶然地聚集在她身边组成了社团。这些朋友都是由于她的幻想而出现的超能力者:能穿越时间的朝比奈实玖瑠、能进入异空间的古泉一树、来自外星具有超强数据记忆和处理能力的长门有希,最后是代表了日常生活的男主阿虚。这部作品几乎没有剧情可言,内容无外乎男主和超能力者们如何满足凉宫的各种荒谬的“创世冲动”,以免当下世界的崩溃。这部作品将极端不同的“世界观”态度置于一处:一方面它决然肯定了虚构与创世的绝对正当性,发出了“在虚构的故事当中寻求真实感的人脑袋一定有问题”的著名二次元宣言;另一方面,所有的虚构又都最终服务于凉宫对普通人阿虚的情感诉求。这部可以说最为符合“数据库消费”的番剧表达了这样的决断:只有在“创世冲动”被充分解放,日常中的虚构潜能被充分发挥的时候,此在的世界才是最为鲜活和完整的。

《凉宫春日的忧郁》是新世纪二次元“创世”冲动的宣言性作品,它诡谲的作品形式足以佐证此言并非过度阐释。该剧2006年初版竟采用了乱序的呈现形式,而直到2009年版才回归正序,这无疑展现了彻底将“创造性日常”从参照“大他者”现实的“崩溃秩序”中抽离出来的决心。更为体现这一决心的,就是被誉为“震惊世界”的八集段落“漫无止境的八月”。在长达八集的时段中,每集都只重复同样的内容,但分镜则完全不同。关于这一行为的动机,京都动画从未正面解释过,然而一旦将其置于“创世”的理解中,就能够窥见其中的“诡计”。在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创世记〉字疏》中,他着重反驳了以时间线性顺序理解创世“过程”的看法,抛开其中的宗教色彩,这一反驳也完全可以被视为彻底摆脱现实线性叙事的主张。由于说话者(或创造者)“不会先发出无形式的声音,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形成话语”,故而作为数据的“质料”也不是在时间上先于被造事物而产生的,“两者是同时创造的”。[3]42奥古斯丁认为,创造的本性就在于这种“同时性”,表现在时间顺序上也就是“一次性”,“创世七日”不过是一种引导理解的权宜之计:“一次性创造万物的这位造物主也是一次性创造了这六日,或者七日,或者毋宁说重复了六次或七次的一日。”[3]165“漫无止境的八月”几乎如实复刻了这种对于创造的理解,而有趣的是,在剧情中所有人都没有察觉他们一直停留在同一天,只有具有超强数据信息能力的长门有希在真实的“时间顺序”中共经历了这一天15532次,而在衍生的剧场版《凉宫春日的消失》中,她成为希望造物主消失的反派角色。

跳出“漫无止境的八月”的方法,其实只是满足凉宫春日想在暑假最后一天和大家一起补假期作业的愿望。也许90年代对于经济崩溃的日本来说也正是这样一个无法逃脱的时间囚笼,是被东浩纪所说的“数据库”中的困兽。而新世纪的作品则无疑将“数据库”理解为一种世界之多种可能性的大全状态,一种充满潜能的日常,而非溺死于其中的恋物泥沼。正如阿虚在第八集中发现了日常中的情感潜能,将这一牢笼转化为了世界新阶段的开端,这也许是京都动画代表整个“二次元”对观众发出的呼吁:这七天是牢笼还是创造,取决于第八天普通的你。新海诚的“世界系”或许就属于这第八天。

“世界系”的“创世诗”:作为阻碍而被扬弃的“世界”

与新世纪前十年“创世系”几乎同时演进的就是“世界系”作品。与“创世系”决然转向日常潜能从而颠覆“二次元世界观”的工程不同,“世界系”在产生伊始更多地保持了和世纪末“御宅族”话语的连贯性,以一种有条不紊的节奏落回到日常的土壤。最初的“世界系”试图找到从内部避免次元崩溃后主体性溃败的方法,即一种打开“次元壁”,将“数据库消费”重制为“故事消费”的努力。这也许正是新海诚作品能够在大众院线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实际上他已不再属于完全的“二次元文化”。

与“创世系”在日常中所辉映出的哲学不同,“世界系”则是典型的文学。国内学者王钦曾在相关讲座中论述过,在《星之声》与《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下文简称《云之彼端》)到《秒速五厘米》的演变进程中,“世界系”逐渐摆脱了《新世纪福音战士》模式下以外部威胁为中介达成的“内面”与“外面”的转化,而直接将“内面”以自白的方式呈现为“风景”,这是柄谷行人对日本近代文学生成机制的概括。但在这一叙事中被忽略的是,《星之声》并非新海诚作品真正的起源之作,其更为早期的作品,也就是制作于1999年的黑白短剧,后又于2016年重制的《她与她的猫》,几乎搬用了夏目漱石以猫为自白者的叙述方式,这无疑是对日本文学“自白制度”的沿用。在2013年为某不动产公司制作的动漫广告《某人的目光》中也直接搬用了这一模式。但在沿用这一文学模式的同时,新海诚显然也试图克服文学的“内面之壁”,这表现为只有在猫这一“自白者”去世的情况下,空洞的人心才被重新充实,从而恢复往常的亲密关系。这似乎是在“世界系”阐释中被忽略的面相:为何自白者之自白只是遗言?这也许不仅是出于煽情的考虑。

由此,一种“创世系”的诗学标准就被建立了起来,“中介的消逝才能恢复往日的联系”被视为“世界系”的原初问题。在《星之声》与《云之彼端》中,世界之所以需要被拯救,是因为它本身是恋爱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场所,正如在《最终兵器彼女》中,即使世界没有被拯救,也需要以垂死之力造就一个保护恋爱的“精神世界”。在这两部作品中,世界作为中介都被推向了消逝的边界而几近毁灭。从这个角度说,《云之彼端》无疑是新海诚作品中最被低估的一部,由于少女具有以梦境遏制世界毁灭的能力而被强迫长眠不醒,在救世界还是救爱人的抉择中,“世界”这一场所作为恋爱中介的同时也是阻碍,而只有无限逼近这一边界,才能在临界时刻将少女和世界一同拯救。而这也是“世界系”与“创世系”最为逼近的时刻:不是通过赎回作为外部条件的世界才使恋爱成为可能,而是在达成恋爱的同时承载它的“世界”被同时创造。这也就是奥古斯丁创世观中所说的“质料与事物被同时创造”。

当“世界系”触碰到了“创世系”的域界,《秒速五厘米》的重要性就不在于它是最典型的“世界系”,而是它开启了“世界系”的新阶段。新海诚对于铁路的迷恋是显而易见的,在《她与她的猫》重制版第四集中,他甚至借猫之口向铁路表白:“我对这个(铁路)声音非常崇敬,规则有力的声音,那是令世界转动的心脏,将力量传递到世界各处的声音。”在《铁道之旅》中,德国学者希弗尔布施引用欧文·斯特劳斯(Irving Strauss)的概念说道,铁路使得“景观的空间”变成了“地理的空间”,人们不再介由景观的相邻性为中介理解运动的“中间过程”,而是直接朝向目的地。另外,由于速度给视觉带来的晕眩效果,铁路旅行又生成了“全景式观看”,风景的转瞬即逝使得人类的视觉经验由眼前细碎的具体事物转向了野望。[4]较之拘泥于一时一地的“风景的发现”,作为流动的风景线的铁路是世界自身“内面”的外化,它直观反映着世界内部包括社群聚集、经济分配以及权力宰治布局等诸多要素。显然在新海诚心中,铁路将景观世界转变成了地理空间系统,和景观空间相比,地理空间是封闭的,被置于坐标之中被识别的单位,即作为恋人所在之目的地。由此,虽然铁路仍似乎是一种线性联系,实则却是对于固有景观世界的破坏。如果说《云之彼端》是要将世界和恋人一同拯救,那么在《秒速五厘米》中,在向着恋人所在之地的轨道旅行中,旧世界与新世界就是同时被创造的。在这一阶段的“世界系”中,既是恋爱发生的场所也是阻碍的世界,在少年名为恋爱的行动中,同时被破坏也被创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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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视角下,京都动画与新海诚虽然在商业上互为竞争对手,但实际上都在“创世诗”这一新“二次元”范畴中并肩前行,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方案。对于京都动画来说,新世界就根植于旧世界之中,它是旧世界的固有潜能,因此它倾向于弃绝对于数据库的“全景化”理解(以长门有希为化身的超级信息体),重新将视野投向具体的日常经验,这一点在京都动画2017年的校园日常推理作品《冰果》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而“世界系”作品则更倾向于通过全景化地把握世界,超脱出旧世界中的固有束缚,走出旧世界而达成一种直接的“恋爱”。由此,新海诚很难被归入“世界系”的作品《言叶之庭》似乎也可以得到恰当的一致性理解。在该作品中,凉亭被风景化为男女双方相遇的场所,但亭中的恋爱关系却始终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阻隔。唯有当风雨袭入亭中,双方离开凉亭之时,恋爱才直接发生,而最后的告白场景也只发生在公寓的楼梯上。作品中男主的制鞋技艺也并非仅仅迎合恋足癖,而是暗示着拯救恋人的方式,就是帮助她走出旧世界的囚笼。

由此,“世界系”作品就继承了“创世系”对于“同时性”的执念,但其方式更为激进:世界的毁灭与创造同时发生。这种创灭的同时性使得“世界”固有的中介性烟消云散了,恋爱的直接性要超越于所有中介之上。这一观念在《你的名字。》中被更为彻底地贯彻,在更为激进的设定中,男女双方跨时空互换身体,直接到达对方的地理空间,而陨石毁灭事件作为对景观的毁灭就不再与恋爱构成一种外部的“因果关系”,它就是这一恋爱自身的显现,正如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事件》中所说:“只有世界毁灭才能成就一对恋人。”[5]在国内学者周志强的论述中,这种真正的关系被发现为“没有关系”。[6]在固有的世界中,这种“没有关系”正是现实无论如何以中介性的话语加以描述都无法勘尽的剩余物,而在“世界系”作品中,它同时是恋爱故事的目标和起源。而对于整个“世界系”来说,《天气之子》似乎正是扮演了这一角色的作品。

“只差一步就是文明的方向”:《天气之子》与“世界系”左翼面相的显露

在这样的新世纪“二次元”叙事中,再回到开篇的问题:《天气之子》仍然是一部合格的“世界系”作品吗?毫无疑问是的,实际上它对“世界系”核心观念的表露比新海诚以往的作品都要显白。而也正是因为这部最为直言不讳的作品,使得已经习惯了被恋爱外壳包裹着的“世界系”的观众感到异样。

《天气之子》的显白之处,首先就体现在当少年最初出现在荧幕中时,手边放着《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篇幅精悍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深受战后一代美国青年追捧,支撑起了美国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批判最尖锐的精神面相。这部作品曾多次在轰动美国的刺杀事件中出现,其中就包括约翰·列侬(John Lennon)遇刺事件以及刺杀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总统未遂事件。让这样一部书在影片开篇露面,少年之后的持枪抗法行为就已然被清晰地预示了。当《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融入“二次元”之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被追认为“电子小说游戏”的文本。它的时间跨度极短,场景流转没有充分的叙事逻辑推动,而几乎只依赖于主人公个人情绪化的选择,出场人物也几乎只呈现一种表层的人设特征,像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为主人公的选择提供节点。而这种符合东浩纪所说的“数据库消费”模式的文学,不但没有成为玩家或读者沉沦于某种消费程式中的囚笼,反而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异化,并凸显了主角蕴含于朴素道德期望中(一个麦田的守望者)的个人决断和反抗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能支撑一代人透彻的批判意识,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也在于这种在近半个世纪后才被识别的特殊文体。

《天气之子》恰是日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故事被设定于一个世界性的灾难情景中,但它除了被理解为个体愿望的阻碍之外就未曾被严肃地对待过。在这种对于世界的轻佻态度中,无论其状态正常与否,“世界”都只是个体生活的阻碍,男女主人公对于正当行为的理解就像“麦田守望者”一样只是看护着个体,而以往被作为个体存在基础的世界,则被彻底弃绝到了一个“没有关系”的域界之中。如果说在《你的名字。》中,对世界的弃绝还只是表现为一种世界的被动毁灭,那么在《天气之子》中则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弃之不顾:“世界系”的最终指向是对“世界”的弃绝,它最终关联于一个比“御宅族”话语更厚重的历史语境。

少女拯救最终被从世界拯救之中抽离甚至与之对立,这使得贯穿于新世纪作品中的“巫女拯救”主题得以被重新发现。实际上,无论在“创世系”还是“世界系”作品中,有待被拯救的少女都带有一定的巫术性,恋爱双方的关系总是处于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所说的“交感巫术”之中:“举凡曾经接触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便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7]《天气之子》中的晴女再次与新世纪初的人设遥相呼应,其中最著名的巫女便是出现在Air中的神尾观铃,她是一个背负这世代翼人诅咒的少女,幼年丧母又被父亲遗弃,由母亲的妹妹收养。由于是得到幸福而后死去,神尾观铃并未被拯救,却也仍然打破了翼人轮回的宿命,成为最后一个背负痛苦一生的翼人。

超越于“御宅族”的少女人设幻想,新世纪初“未被拯救的巫女”也许背负了战后日本由《神道指令》所带来的创伤,它是由驻日盟军司令部颁布于1945年,强制宗教与国家分离的世俗化法案。在《国家与祭祀》中,子安宣邦论述了这一法案在日本思想界激起的创伤反应,这种分离被认为是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了“神社神道”,主张对其进行最严厉的压迫性控制。对于这种强制性世俗化方案,以大原康男为代表的学者希望通过“神道国家”的再认识卸除对于“神社神道”的归罪。大原康男采取的论述策略试图说明“神道国家”是“神社神道”传统的一个异变现象,因此反对“神道国家”并不意味着“神社神道”需要背负一切罪过。“未被拯救的巫女”似乎就是这一观念的具身化,虽然在死前获得了幸福,却仍然承担了不属于她的诅咒,无法找到除罪的方式。巫女的悲剧反映了这样的愿望,即当具体的历史政治时期已然过去,“神社神道”就仍然有权被民众自由地选择,亦即一种被爱的权利。正如大原康男在《神道指令研究》中所说,以民众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祭祀信仰,只要不是政治上的强制就没有危险性。[8]

然而在子安宣邦看来,这种保守的论述策略无外乎是在否定将“神社与神职被视为国家之物”这种“神道国家”在明治时起便是日本的历史诉求,大原康男通过将“神道国家”矮化为暂时出现的政治制度,试图将《神道命令》视为针对作为日本精神传统的“神社神道”的压迫性暴力,从而将其从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归罪中解放出来。[9]116—118持左翼立场的子安宣邦明确地指出,实际上《神道指令》并非针对性地压制法案,而是重申了《日本国宪法》中关于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虽然日本右翼思想家试图通过将欧美国家重新发现为“基督教世俗国家”而佐证“神社神道”的非罪性,但这一论述策略中有着历史性的倒错。事实上,明治时期的日本看到的正是欧美国家基于宗教认同感面相的国体,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宗教性的前置使得日本第一次世俗化最终导向了战争的结果。而再认识论者则试图通过这一原则重新发现现代世俗国家中的祭祀性与宗教性,并假设这种宗教性未曾在“神道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无外乎是历史的颠倒。[9]122—123

如果将“巫女”视为这一争议下日本“神社神道”的化身,那么新世纪初的“巫女”无论获救与否,她们都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且都仍然被期望带回旧时的世界:在Clannad中少女只有通过复归旧时的安乐世界才能够被拯救;在《云之彼端》中,对于旧世界的置换被终止之时少女才得以醒来。但从《你的名字。》开始,对于少女的拯救只有在旧世界的毁灭与新世界的创造中才能够达成。其中身份为巫女的宫水三叶显白地表露了其“神社神道”的象征身份,而她在开篇就不断抱怨乡间生活和神社活动,表达着对于都市世俗生活的向往。然而在尚未瓦解的旧世界中,身体的交换象征着神道与世俗的彼此寄身皆处于矛盾之中,只有以旧世界的毁灭为契机,两者才能够跨时空地相遇,并在新的世界线中,神道才得以融入世俗化生活,并在日常之中重新被邂逅。《你的名字。》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呈现了这种左翼的世俗化理想。

在这样的脉络中,《天气之子》作为“世界系”最终解决方案的面相已然十分清晰。通过牺牲巫女而换回既有的世界面貌及秩序,这是对于新世纪初巫女拯救题材的回归,服务于某种右翼视角关于“神社神道”归罪的创伤性表达。而新海诚以一种左翼色彩的决断正面击溃了这一表达:如果说“神社神道”真的是值得日本珍爱之物,正如晴女在地上所行之事,它仍然能够寄托愿望,那么就应该彻底地剥离她的神格,卸除旧世界对她的捆绑,在旧世界的毁灭中期望能在新的世俗化世界生根发芽。如果说《你的名字。》说的是“只有世界毁灭才能成就一对恋人”,那么《天气之子》则是在说:我们必须通过从天上把少女救下来(对于“国家神道”的世俗化),才能彻底和旧世界决裂,而这是保护少女(“神社神道”)最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天气之子》标志着“世界系”的完成。正如那句独白:“那个夏天,我们改变了世界的形态”,它最终展现了对于日本整个国民精神之历史重负的反省。在《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中,子安宣邦论述了自1930年开始日本为谋求地缘政治地位而展开的自我表象。以高山岩男为代表的“世界史的哲学”在一战的徒劳中看到了西方普遍性历史话语的缺陷,同时也是其可利用性。在一种对抗性的急切话语中构建着以作为“特殊国家”的自身为中心的普遍性历史概念,这样的历史哲学观最终成为“东亚共荣圈”等侵略意识形态的策源及其事后粉饰。[10]26—28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系”正是在逐渐地摆脱《新世界福音战士》所确立的基于外部威胁的“世界系”,消除对抗性话语这一基础性中介。于是,弥漫在20世纪末,具有某种排斥性和自我中心性的“御宅族”话语,在《天气之子》中随着世界面貌的改变而被彻底动摇了。

从“拯救世界”到“毁灭世界”,这是“世界系”作品在20年内走完的历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历程始终伴随着“创世系”一同展开。“世界系”重新阐释了“拯救”这个词的意义:一种终结和创造的必然机制,这是世界得以更新和运转的真实动力。而与“创世系”不同的是,“世界系”最终看到了“终结”似乎是比“创造”更关键也更需要投入意志的目标。正如子安宣邦主张道:“‘世界史’的终结乃是把国家作为历史中行为合理化的终极依据,这样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且必须终结!”[10]30而这种指向终结的决心所引出的创造的一面,似乎就是《天气之子》中少年在空中救下少女时的配乐《大逃亡》(グランドエスケープ)中的那句歌词: “只差一步就是文明的方向。”

(谨以此文悼念京都动画纵火案中的死难者)

注释[1]东浩纪.动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M].东京:讲谈社,2001.[2]宫台真司.终わりなき日常を生きろう[M].东京:筑摩书房,1995:168.[3][古罗马]奥古斯丁.《创世纪》字疏[M].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M].金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80—83.[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M].王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20.[6]周志强.现实、事件、寓言——重新发现“现实主义”[J].南国学术:2020,10(1):35.[7][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赵昍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8.[8][日]岛菌进.国家神道与日本人[M].李建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66.[9][日]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状[M].董炳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亚洲观[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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